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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子的思路从中国哲学的大传统上是打通汉、宋，从道学的小传统是企图会通周子、二程与张载的形上学。
二、乐的多重社会功能合同主要从总的方面指出了音乐的社会意义。人作为使音乐获得生命的主体，进一步通过音乐的作用而引向精神的感化，并促进人在生活中真正按礼而行。
从以上前提出发，荀子对墨子提出批评，在他看来，墨子完全不了解音乐的社会作用，其观点与前述事实南辕北辙。这里同时提出了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原则，即美善相乐。在规范的层面，则涉及以什么样的音乐去引导出征。从具体的对象来说，舞蹈涉及目(眼),音乐则与耳相联系。礼与乐具有不同功能，但又无法截然相分。
在这一意义上，音乐呈现了更宽泛的作用：它不仅面向相关共同体，可以关起门来欣赏，而且涉及国家内部的整治与国家之间的征讨。后面荀子再一次把礼与乐联系起来：其中提及的丧礼，可以视为礼的具体化，哭泣人心悲等等，则是在音乐的感化之下人心所发生的变化。又因为六十四别卦均胎息于八经卦的两之，八经卦三爻的兼三才在两之之后进入六十四别卦的六爻，故六者非它，三才之道也。
《文心雕龙》用骈体写成，有学者指出，对于刘勰而言，骈体是话语的机器，笔者却认为是骈语的轩车。《寓言》篇说卮言是有自也而可，有自也而不可。多元指主体身份、思想及知识的多重性，共在指主体功能的兼容并包和兼收并蓄。郭注和成疏所说的物可视为言说者所处之物境，无心之言，随境而起，随境而卒。
亦官亦民的中国文人，并不偏执于一端，而是以道德仁义为出处标准，奉穷达兼善为人生理想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周公兼夷狄，焦循正义称：兼、同、容三字义同。
朱自清之言诗，建构起颇具汉语特色的关于诗的兼性话语：诗与志兼，诗与礼兼，诗与化兼。就阐释对象而言，是禾与禾的相遇。各种类型的物（事物、人物、景物、文物等）共同构成历史，而历史的书写即阐释，在追求真实性和价值观的前提下，也要求详略有序、疏密有别、本末得当、历历可睹。既是设身处地的我，也是推己及人的他。
（二）文兼三性《马氏文通》问世之前，汉语虽有虚词、实词之分，却无明显的语法标识或规则。孔子游于景山之上，子路、子贡、颜回从之。超越了那个时间或时代阐释文本，以后来人的理解或感受解读文本，为当下所用，那是一种借题发挥，有明显强制和强加之嫌。进入专题： 中国阐释学 。
第一、第二两句，看风景的是两个不同的你：一个是站在桥上看风景的你，另一个是在楼上看你（也看风景）的你。诗从之，以之训诗，既是音训也是形训。
后来刘勰的文学阐释标举博观之才、圆照之象，批评异我则沮弃的偏执之见、偏好之知，对我的语用与庄子一致。入梦前的庄周，秉持丧我之前的成心，执着于周与蝶的区别。
西方现象学阐释理论有intersubjectivity之说，用汉语的间翻译inter-这个英语前缀，虽然传达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字面含义，却遗失了互为主体性或交互主体性的内在意蕴。《庄子·寓言》篇对寓言的界定是藉外论之，这个外常常是不离象的，如说逍遥之意用的是鲲鹏徙于南冥之象，说齐物之意用的是庄周梦蝶之象，说养生之意用的庖丁解牛之象……《庄子》寓言多象，有物象有景象，有实象有虚象，有人物形象有神话意象，而这诸多的象，又是由或谬悠或荒唐、或无端崖或不偏党的话语创造出来的，所以，庄子藉外论之的所寓之象实则为言—象—意的兼合兼成。骈体将汉语的对句艺术之美张扬到极致，是一种以两之为美的典型的兼性文体。墨子贵兼，兼在《墨子》一书中凡一百三十五见。繇繇乎若祭之有社，其无私福。刘勰之前和与刘勰同时代的文学阐释者，知多偏好，人莫圆该，各持一隅之解，各自诠序一文（《知音》），属于持一禾的秉或持半竹的支。
兼的手中有双禾，双禾构成禾与禾的世界即秝的世界。这世界上众多的人以及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皆与兼相关，甚至是从不同角度或层面对兼的阐释学深化。
陈述，就是说出，陈述的首要问题是谁在说话。二者兼相呼应，兼得益彰，共同构成中国阐释学兼性话语的随境之途。
《齐物论》有夫随其成心而师之，成玄英释成心为域情滞着，执一家之偏见者，谓之‘成心。擘肌分理，唯务折衷，则是手持中正之兼：秝与歷，兼与史，皆在其中矣。
《庄子·寓言》篇自谓重言十七以明重言比重之大或可信度之高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周秦诸子重言十七。《说文解字注·心部》意，志也，从心音。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成文的，文既是不同色彩的交错，也是不同物体的交置文身或文衣，均属于具象性的、物态化的动作或行为。
梦过之后，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，胡蝶之梦为周与，周与蝶的差别消融了，成心消除了，执见消失了，庄子将这种感悟或状态称之为物化，而物化是吾丧我的完成，是对兼性境界的进入。文作为兼性话语的关键词之一，其三性是同体并存的，是兼合统一的，不仅兼合于文的作品即文本，也兼合于文的观念即文辞。
各种类型的物（事物、人物、景物、文物等）共同构成历史，而历史的书写即阐释，在追求真实性和价值观的前提下，也要求详略有序、疏密有别、本末得当、历历可睹。同为第一人称单数，吾用作真我，全我，道术之我，兼性之我。
……训记者，如今人云记忆是也。有了圣者即兼士的中道之兼，贤者即别士何进而救，又何难之解？化，乃兼的最高境界。
《广雅·释诂》云：‘兼，同也。就后者而论，则要追寻并返回文本语义现场。《卷耳》中的我是一个兼性主体，兼容多重义旨。孔颖达《正义》曰：此六志《礼记》谓之‘六情，在己为情，情动为志，情、志一也。
穷达兼善的中国文人，出仕之时多奉行儒家思想，隐遁之际则栖心于道家和释家，遂生成思想主体的三教兼宗，刘勰的等观三界即为典型。刘勰论文，因其原道，则有道文即《原道》篇所兼论的天文、地文和人文。
《礼记·月令》：文绣有恒，制有小大，度有长短。中国阐释学的兼性特征，由兼性主体与兼性话语两大元素构成，并借关键词的语义创生与语用实践来实现。
倂与竝互训互释，竝，象二人并肩而立之形。在道的层面，与兼相对的是别，墨子关于政治和伦理阐释的核心命题是兼以易别，这里的易是变易、改变，是移除、消除，墨子的政治理想和伦理目标是用兼改变并最终消除别，而这一理想和目标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他划分主体类型的标准。